學校減負致輔導班搶位：家長真的“瘋了”？

減負，這個在中國教育領域屢引爭議的話題，最近又火了。

因為朋友圈里的一條爆款文章喊出“減負=制造學渣”，這一話題似乎又變得無解。

孩子的無奈，家長的焦慮，學校的糾結，輿論的爭執不休……讓孩子擁有可以“蕩起雙槳”的童年，怎么這么難？

從“快樂童年”到“輔導班搶位”：考試面前人人平等

雙十一還沒到，南京5年級學生家長楊勁松已經提前感受了一把“限時搶”的氛圍。

經考核，兒子符合輔導班的要求，可以從提高班升到尖子班。但學位有限，能不能升，還要看他這位爸爸的手速和家里的網速夠不夠快。

楊勁松打開APP，盯著時鐘的秒針，“咔噠”，時間一到，手指瘋狂地點擊“搶位”，僅幾秒，所有的位子都沒了——26:1，這是當天的爭搶比例。

從事金融行業的他買東西會貨比三家，爭取最大性價比。可是給孩子報輔導班，他不挑老師不挑時間，搶到哪個上哪個。

這樣的自己，是4年前的他想象不到的。

彼時，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減少小孩以后的障礙。后來發現，孩子的努力才是更重要的。不僅是分數，在學習過程中體驗挫折，以及克服困難后享受成功的喜悅，這是不能替代的。

轉變還來自同輩競爭。楊勁松介紹，南京市不同區教育水平不同，民辦學校更是從教材開始拉開差距。當公辦學校孩子三年級開始學教育部英語教材的時候，民辦學校的孩子一年級就在學更難的朗文英語了。

公辦學校嚴格按照國家要求3點半放學的時候，民辦學校5點還在上課，每天多學2小時，除去假期，每年多學200小時，6年就是1200小時，孩子間的差距就這樣被拉開了。

“要想具有競爭力，至少要和別人處于比較平等的教育情況，只能額外上輔導班。”楊勁松說。“中考、高考，大家考的是一張卷子，考試面前沒有同情。”

當前的選拔制度下，他認為考試是唯一能把主動權把握到手上的東西。每年都有各種減負，但“打鐵還需自身硬”，對學生而言，唯一的規則只有兩個字：優秀。足夠優秀，以不變應萬變。

“幼年的快樂在成年之后會付出代價，而幼年吃點苦，成年以后才會享受更大的快樂。”楊勁松說，“這是守恒的，沒有捷徑可走。”

在這樣的背景下，每天不足7小時的在校時間和1個小時就能寫完的作業是遠遠滿足不了需求的。

“學校只是基礎教育，能讓孩子吃飽，但是不能吃好。”

為了讓孩子“吃好”，楊勁松改變了想法，送孩子去輔導機構“開小灶”，一開就是3個。

減負之后：家長真的瘋了？

在離南京180公里的安徽省合肥市，6歲剛上一年級的兜兜暫時還感受不到這種競爭，他也不知道在減負政策下，自己的小書包輕了多少。作業不到1小時就能寫完，在每天5小時在校時間之外，他喜歡架子鼓、籃球、聽故事。

作為媽媽的周雨琪是當地的初中英語老師，她給了兜兜極大的自由。減負政策下，學校只會布置一些簡單的作業，比如抄寫16遍拼音，或是把課本后習題抄在作業本上等，每當這時，她就會替孩子完成一部分。

“抄了之后孩子還是不會用拼音拼讀，有什么意義？”周雨琪說。利用省下來的時間，兜兜背了古詩，復習了英語單詞。

她理解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落實起來會有很多問題。以前大家以考試為中心，有規則好做事，現在突然變了，大家很慌張。一旦成績不好，家長就會怪老師教得不好。但孩子只是在課上聽講，不做練習不考試，怎么檢驗學習成果？

而面對全國范圍內進行的“減負”行動，楊勁松的回應是讓孩子上作文、英語、數學輔導班。

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門出臺了《中小學生減負措施》(減負三十條)，要求各省份結合實際出臺落實的具體方案。2019年10月28日，浙江省教育廳發布了《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又被稱“減負33條”。

浙江版方案對校內考試次數進行了嚴格規定，特別提出小學生到晚上9點，初中生到晚上10點，還未能完成家庭作業的，經家長簽字確認后可拒絕完成剩下的作業。

網絡上一邊倒的反對，認為這是在制造學渣。在大家都轉發那篇自媒體文章的時候，楊勁松的朋友圈卻顯得格外安靜，幾乎沒有人轉發相關信息。和外界看到的“南京家長瘋了”不同，實際上他和很多家長甚至拍手叫好。

“真正關注教育的家長不會把這文章當回事兒。”他說，在制度要求下，很多人按照這種要求學習，而自己的孩子卻更拼命了，“你們都不學了，我來學，多好的超車機會。”

楊勁松已經在給孩子看寒假班和春季班，他不相信教育改革。“考試制度和高標準是不會變的，人才選拔機制也不會變，上好學校的還是前面的學生。”在他眼中，優秀，是唯一需要遵循的規則。

周雨琪和楊勁松都意識到，教育是家庭的事情，陪孩子的過程也是家長成長的過程。而那些所謂“瘋了”的家長，更多的是從自身角度考慮問題。“原本學校要做的事情現在要自己做了，時間沒了，錢也沒了。”

“吐槽是沒有用的，能改變什么呢？還不如好好學習，提升自己的能力。”楊勁松說。

“減負”困局：減負之后，矛盾叢生

明明是為了孩子好，“減負”為什么不被認同？

太過了。這是楊勁松的回答，就像把一杯80攝氏度的水一下子降到20攝氏度，這種行政命令讓學校家長孩子都受不了。

在金融業深耕多年，他認為，減負引起家長焦慮，而焦慮背后都是生意。自媒體寫了家長的焦慮，贏得了流量，家長們為了孩子以后的發展，去買學區房、上各種課外輔導班、上早教……需要花錢的地方更多了，卻不一定有效果。

中國教育培訓領域的上市公司好未來近期發布的財報顯示，該機構總學生人次(長期正價課)從上年同期的約221萬人增長到本季的約341萬人，同比增長54%。有媒體評論，校內減負校外補，家長需要支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錢，培訓機構反成最大獲利者。

作為老師，周雨琪認為，人才選拔機制不變的情況下，任何政策都是治標不治本。雖然課業壓力小了，可是近年來的中考高考難度卻越來越大了。

整個社會，謀求更好的發展就得通過各種考試來進行，高考、公務員考試都是如此。基礎教育大家是平等了，但是以后呢？“雖然自己和國家想讓孩子輕松，但是社會競爭不寬松，規則沒有變。”

一味地不允許學校考試、增加課外輔導教材，只會讓教育的機會更加不均等。公立學校減負了，但昂貴的私立學校并沒有，以后公立學校的師資會越來越弱，更多的老師會去機構或者私立。造成的后果是，有實力家庭的小孩會越來越優秀，把普通家庭的孩子遠遠甩在后面。

身在縣城，周雨琪的學生有不少是留守兒童，這些孩子缺乏父母管教，在減負背景下，學校也參與不進來，那么放學后孩子去哪兒？網吧、游戲廳。

“這樣的孩子是不會有出頭之日的。”

困境何解：我們需要怎樣的教育

楊勁松和周雨琪都明白，國家政策的初衷是好的。

“我們要減的是低級重復、對學生沒有作用的課業負擔。只籠統減負，孩子的競爭壓力還在，家長的焦慮就還在。”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認為，“減負”具有相對性，學習不能沒有負擔，真把負擔都減了，學習沒有效果。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規范學校辦學，主要是治理“搶跑道”給學生加壓。南京市教育部門的做法從大方向說沒有問題。但是，南京的學生參加高考，是要和全省學生競爭的。浙江想把“主動權”給學生和家長，愿意少做作業就少做，可有多少家長愿意讓孩子不做作業呢？事實就是更多家長選擇給學生在學校老師布置的作業基礎上加餐。

“從根本上說，今日家長的焦慮，不是家長自發的攀比，而是教育競技化，不得不讓自己的孩子與別人家的孩子比。”熊丙奇認為，要讓家長擺脫焦慮，從根本上說還是要改革教育評價體系，打破唯分數論，為學生成才創造多元選擇。

“其實只要讓家長看到希望就可以了，看到改變的希望，看到孩子可以去‘快樂學習’的希望。”楊勁松說，不要像那篇自媒體文章一樣，只讓人看到焦慮和絕望。

6歲的兜兜還有很長的求學之路要走，周雨琪并不想把任何一種模式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不會讓自己陷于焦慮，她很明確自己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給孩子最適合的教育。(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