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風車是否回歸，專家：安全問題的核心在于明確平臺責任邊界

1月21日起，2019年春運正式開啟。在未來的40天里，全國旅客發送量預計將達到29.9億人次。

路堵人擠是人們對春運的第一印象，但過去兩年，順風車的興起一定程度上分擔了鐵路、長途客運的壓力，成為跨城春運的一個新生力量。

僅2018年春運期間，乘坐滴滴跨城順風車回家和返程的乘客就超過3000萬人次，接近民航春運運力的一半。

然而，三個月內兩次順風車安全事故，讓滴滴順風車無限期下線，整個順風車業態也備受打擊，迅速萎縮。近日，哈啰順風車將在6個城市上線的消息，給這些地方還沒有買到春運車票的朋友帶來了一絲希望，也讓其他城市還沒有買到回家車票的網友，開始懷念順風車。

但滴滴順風車仍處于整改期間，何日解禁、解禁后如何運營，都需要完善相關配套。在1月19日舉行的E法論壇上，順風車車主、法學和交通領域專家對下面這些順風車營運問題給出了討論結果：

順風車能否緩解春運壓力？

“因為我姥姥家在天津，我父親也在天津工作，而我在北京工作，所以經常會跑北京到天津的跨城順風車，也會拉春運的跨城乘客。假如沒有順風車，我從家出來打車到天津站，再從天津站坐高鐵到北京南站，再從北京南站坐大巴或打車到北京的家，時間、金錢都會比順風車高出很多。”順風車車主曹翊說。

2018年春運，兩個順風車頭部平臺均交上了不錯的成績單：滴滴順風車運送了約3300萬人、嘀嗒出行運送了約900萬人。

“我們的需求是剛需，不管平臺在不在，如果企業不能正常運營順風車，反而會讓黑車有機可趁。”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說。

“央視曾經做過一個報道，燕郊在早上五點多鐘，在公交車站排隊的很多是老頭、老太太，他為什么要排隊呢？就是為了讓自己的子女多睡一會，等到6點40左右子女們吃著面包、油條來換自己的父母。”他說。

順風車是否去除社交屬性 

專家：順風車不應該通過社交吸引用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丁海俊認為：“順風車容易跑到社交上去。我個人認為，順風車天然具有社交本質，但不應該以它為追求目的，順風車平臺不應該通過社交吸引用戶。”

電商法出臺后車主是否登記 

專家：順風車是民事行為與網約車不同

朱巍認為，《電子商務法》出來之后有一個問題，就是司機需不需要資質。網約車司機是商事行為，當然需要登記。但是順風車是一個零星的、通過自己技能提供的便民服務，對于順風車不應當有登記的門檻。

“順風車和一般運營車輛的區別，是經營者和非經營者或者民事行為和商事行為的區分。作為非經營的順風車與專車、快車區分的標志是什么？最直接、重要的就是價格，當順風車的價格低于可盈利的空間的時候，經營者就不會進來，因為經營者是要持續的以此為業并且要以此牟利的。”中國社科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說。

丁海俊認為：“我覺得定價應該讓車主定，平臺只是進行撮合。對于平臺來講，高頻低價才是它的競爭優勢，而不是高價低頻，因此未來平臺有可能限制車主報比較高的價格。”

如何保證順風車安全 

專家：平臺責任設置制度成本不宜過高

關于順風車最重要的問題來了，兩起順風車血案后，解決不了安全問題，將意味著順風車這個最被認可的共享經濟樣態將絕無發展壯大的可能。

而解決順風車安全問題的核心在于平臺責任如何履行。

劉曉春認為，平臺責任應該設置在相對比較精準、合適的范圍之內，如果強調特別單一的價值，比如對極端情況下的安全事件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防護，成本就會飛速的增加。“順風車下線應該是典型的制度成本過高使得這個行業沒法做，制度成本太高之后，很可能最后就是窒息性的成本。”她說。

“我認為平臺在處理順風車相關業務的時候，法律責任不應該比通常意義上的締約輔助人的決策更重，有一定的安全保障義務的要求，但是這種安全保障義務的要求不能跟傳統線下的安全保障義務的要求相等量。”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說。

“如果一個平臺主要從事信息撮合，那他的安全保障義務范圍也主要在信息撮合這個層面上，要在信息撮合這個角度，履行他的安全保障義務。比如注冊成為網約車用戶的身份信息是不是真實，要強化要求平臺對當事人的信息審核，提高審核標準。”他說。

朱巍也認為，個人信息在順風車保證安全的領域中應該獲取，乘客的個人信息也需要被確認，也一定要采集。

“采集乘客信息的好處是，有利于保護司機的人身安全。現在出租車發生問題，絕大部分的情況下司機是受害者。分享經濟中每個人既是商家又是用戶，每個人都要審核，至少你知道他是誰、他的身份是什么、從哪來。”他說

“但是我覺得應該采集的個人信息只能是備案性質，這個信息不能用于大數據使用。”朱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