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賣房到大理開客棧 錯過北京房價一輪又一輪的暴漲

男子賣房到大理開客棧

想象-否定

揣著懸而未決的命運和三百多萬的債務，王燕回到了成都。

4月1日之前，她有一個令很多城市人羨慕的身份：大理的客棧老板。她在院子里種花，打開窗望出去便是變幻的云彩和蒼茫的洱海，空氣潔凈、陽光燦爛，水鳥落在海面，魚兒劃過湖底，她迎來送往，聽很多路上的故事。這樣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完全符合她早前對客棧老板的想象——盡管為了維持這樣的狀態，她每年需要承受30萬元的虧損。

王燕在洱海東北岸的雙廊有18間海景客房。去年9月，雙廊開始修路，客流減少，王燕經常枯等一天都見不到一個客人。她認為暫時的困難都是對未來的投資，她確信自己最終能扭虧為盈。直到2017年3月31日這一天的來臨。

當天，《大理市人民政府關于開展洱海流域水生產保護區核心餐飲客棧服務業專項整治的通告》發布，要求4月1日起的十天內，洱海保護區核心區范圍內所有餐飲、客棧經營戶一律自行暫停營業，接受核查。

如當頭棒喝，王燕懵了。

2014年夏天，她在雙廊旅游業最火爆的時候入局。和很多到大理開客棧的外地人一樣，想久居的原因非常簡單：這里氣候適宜、文化豐富、旅游業興盛、有發展空間。她當時45歲，已經開始考慮在此養老的問題。雖未涉足過民宿行業，但她相信“開一家客棧不會比經營一家服裝公司更難”。在成都，王燕是一家小型服裝公司的老板，每年收入三四十萬，衣食無憂。

考察多家民宿之后，王燕談妥了一家占地一畝的客棧，租約18年，每年租金60萬，前9年的租金須在簽合同時一次性付清。王燕拿不出那么多錢，經朋友介紹，找到了現在的合伙人。為了支付540萬租金，合伙人賣掉了在昆明的一家小型印刷廠，王燕賣掉了原本經營的服裝公司70%的股份，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積蓄，又向親戚朋友和銀行分別借貸一百多萬，終于成了海邊客棧占股55%的股東。

2015年1月正式接手以后，王燕試圖將舊客棧推倒重建，于是花費四十多萬請西南設計院的設計師畫了圖紙。可就在開始拆舊屋的第一天，風聲就傳了過來。有人告訴她：“政府可能要整治洱海了，你這海邊的房子，拆了可能就建不起來了。”

王燕忌憚這樣的傳言，只好一邊經營舊客棧一邊等消息。合伙人認為，在客棧設施陳舊的情況下鋪陳過多的網絡宣傳，帶來的差評會對客棧之后的運營造成不良影響。王燕接受了這個看法，放棄了客棧網絡預訂渠道之后，她也被迫接受了客棧不溫不火的狀況。

4月中旬，王燕回到成都，全家人的生活質量大不如前。女兒馬上大學畢業，原本準備去英國留學，現在只能暫時擱置;有親戚朋友上門討債，王燕拆東墻補西墻，終日惶惶;她很難再安穩入睡，有時半夜驚醒，感覺心臟要跳出胸腔。

“我真的非常、非常后悔去了雙廊。”王燕猶豫、嘆氣，最終否定了那段詩意生活的全部意義。

困惑-浪漫

4月28日，“五一”小長假的前一天，我來到雙廊。雙廊正在建設環湖排污管網，汽車被迫停在離古鎮三公里以外的臨時停車場，游客只能依靠當地人的電瓶車前往。街道如被割開的血管，飛揚的塵土讓整個小鎮蒙上了一層灰。隨處可見類似于“洱海清，大理興”的環保標語，每家客棧、餐館門口都貼著告示：保護洱海，從我做起，主動歇業，敬請諒解。下方是手寫的客棧名字和日期。街上除了幾家當地人開的小吃店和一些小超市，所有的店鋪都門窗緊閉。很多衣服店、飾品店的玻璃窗上，都紅紙黑字地寫著打折信息：清倉處理，一件不留。

我沒有見到王燕。4月26日我到達大理時，環洱海客棧、餐館已正式停業半個月，近年蜂擁而至的很多客棧老板已如候鳥般飛走。有些人回到大城市，重新過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些人開始考察新的客棧選址，打算從大理遷居別處;更多的人對重新開業抱有謹慎的信心，但對“往何處去”這個命題產生了新的迷惘。

“往哪兒跑啊?這是現在非常困擾我的一個問題。”42歲的火剛說。2010年到雙廊開客棧之前，他在北京從事互聯網和金融行業。他單身，有車有房，過著“每個月都能來大理度假”的生活。后來想讓生活更自然一些，他辭職了，到雙廊開了一家海景客棧。周圍做金融的朋友們設了一個20萬的賭局，押他不出半年就會回北京。

當時的雙廊還是一個非常樸素的白族漁村，整個鎮子只有十幾家旅館，交通不便，設施落后。火剛在洱海邊做了四個看得見風景的房間，生意不錯，很快就回了本。到了2015年，大理環洱海游日益火爆，火剛覺得周圍環境越來越嘈雜，便轉讓了海邊客棧，與人合伙在山上做一家規模更大的民宿。為了這項1100萬的投資，火剛賣掉了自己在北京西直門的房子。他沒有等到北京房價一輪又一輪的暴漲，因而在此后談論起這一話題時，語氣中都帶著隱隱的戲謔、無奈與不甘：“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經歷什么。”

就在我到達大理的第二天，曾經發起過“逃離北上廣”活動的新世相公布了最新的網劇計劃。他們將聯合亭東文化，以流行IP“逃離北上廣”為主題拍攝電影，初期投資3000萬。發布會上，亭東文化首席內容官李海鵬強調：“‘逃離北上廣’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真IP。”

“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有19000人參與了線下活動，這個數字已經和當年超女線下報名的人數旗鼓相當。如果當年超女算一個IP，那么逃離北上廣當然也應該算。”新世相合伙人汪再興說。

在他看來，無論是逃去大理還是留在北上廣，都是大城市居民對生活方式的思考和用腳投票的行為。在采訪中，汪再興引用了英國作家亞瑟·克里斯托弗·本森的話：“從古至今，惟一能令所有人感興趣的事情，就是如何逃離。”他說這是大城市的浪漫母題，符合城市話題和城市故事制造者的定位。

“浪漫是想象。一個畫畫的、做設計的人，每一筆下去都不會是浪漫的。只有當你想到這件事的時候，你可以用浪漫這個詞。”2012年來到雙廊開客棧的銀翹說，“浪漫是用來形容某種意念而不是描述一件具體事情的。”

銀翹是資深驢友，曾為《Lonely Planet》(《孤獨星球》，著名旅游指南)撰寫四川卷，2007年之前在深圳從事廣告工作。2008年去拉薩開客棧之后，她就走上了“再也無法回去上班”的路。

一邊是“逃離北上廣”的微小實驗，一邊是“逃離到大理”的具體實踐。從大城市遷徙回流，到底是一個口號、一門生意，還是一種生活?